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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平民崛兴之背景02
至宋征课商税，分为过税、住税二种，前者按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二，后者抽百分之三，[168]庆历时达于最高额，岁入为二千二百万贯。[169]《文献通考》载：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处，北占其二，南占其一；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，皆在南方；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，北得其一，南得十八处；五万贯以上者三十处，北十二，南十八；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，北二十五，南二十六；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，北四十五，南五十；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，北二十南十五；五千贯以下七十三处，北十九，南五十四。[170]据此可知宋中叶以后，商税征收地域之普遍，且南方跃进，超越北方，其发达远盛于唐也。又唐初于盐、茶及酒皆未有课税，而中唐以下由于赋入不足，乃行专卖之法，历久讲求愈精，乃成为最主要之收入。代宗大历时，盐铁使刘晏整顿盐法，其初盐利岁才四十万贯，后增至六百万贯，天下之赋，乃居其半；[171]至宋则达二千余万贯，实三倍于唐。[172]唐德宗贞元九年，张滂始榷茶，按时估每十税一，岁入为四十万贯。[173]至宋景德元年达于最高额，为五百六十九万贯，[174]后增至六百万贯，乃十四倍于唐。唐之酒课始于代宗广德二年，文宗太和八年为一百五十六万余贯，[175]至宋庆历五年达于最高额，为一千七百一十万贯[176]，乃八倍于唐。按商税及专卖收入之激增，其可能原因不外二种：一为物品生产、消费与交换之发达，二为税率及专卖价格之提高。究之史实，北宋一般平均物价水准并不高于唐代，甚或较低于唐，钱币之购买价值既未遭贬抑，则收入增大之原因显由前者。盖商业发达，一般物品之生产消费量大为增加，而交换过程加速，所需周转资金随之大量扩充，政府收入自亦势必激增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