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刀的泰国电影剧情介绍:

说戊戌维新的，总以康、梁并称。梁启超，论其魄力的伟大，识力的深沉，都比不上康有为；可是他也有一种长处，那便是疏通知远。他于学问，其实是无所心得的。却是他感觉很锐敏，接触著一种学问，就能去研究；研究了，总能有相当的了解；而且还能引用来批评现实；说得来无不明白易解，娓娓动听。他的情感，亦是很热烈的，还能刺激人，使之兴奋，所以他对于中国的政治，可以说其影响实比康有为为大。尤其是《时务报》和《新民丛报》，在当时，真是风靡全国的。后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说“任公笔下，真有魔力”。把从甲午以后到民国，约二十年间，风气转变的功罪，都归之于他。在启超，真可以当之而无愧。但是你要问我：“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是如何？”那我是回答不出来的。因为他自己并无独到的、固定的政治思想——甚而至于可以说是一切思想，而只是善于了解他人，介绍他人——惟其无独到，所以不固定；也惟其不固定，所以无独到了。然而他对于实际的影响，其势力之雄，功绩之大，自是不可埋没。
我们若将先秦的事比况，则康有为的性质，是近于儒家、阴阳家的；梁启超的性质，是近于杂家、纵横家的；严复、章炳麟的性质，却近于道家和法家。严复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，译斯密雅丹的《原富》，译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，他对于自然的演变，看得最明白；而也最尊重这种力量，凡事都不主张强为。最注意的，是非铜匠而修理铜盘，在凸出处打一下，凸出处没有平，别的地方，倒又凹凸不平起来了。这是近乎道家的。他又深知政治和社会不同。“政治不是最好的事”，所以主张现在该有魏武帝、诸葛孔明一流人，才可以致治，他的意见，都表见在民国初年写给熊纯如的若干封信里，语重心长，我们现在，每一披览，还深叹他切于事实。大抵法家的长处，就在对于事实观察的深刻清晰。所以不会滥引一种和现状不合的学说来，强欲施行。譬如治病，别的医生往往悬想某种治法，可以收某种功效，而对于病人，却没有诊察精细。法家是无此弊的，所以这一种人，实为决定政策时所不可少。章炳麟，在近代人物中，也是富于此等性质的。只看当立宪之论风起云涌之时，他独对于代议政体，深致疑虑，就可以见得了。